南疆的对越厮杀，正处于激烈胶着。

北国的京城却丝毫感觉不到那种紧张。

或许最能让部委官员们直观受到的影响，就是随着国家决定撤军控制战争规模、把一些鹰派人设的人才，从外交部下放到了其他外事部门。

长安街上，一机部办公大楼内，外事局局长办公室。

局长同志扶着黑框眼镜、端坐在办公桌前，拜读周部长让秘书转发的一份报告。

打报告的单位正是钱塘制氧机厂，内容也正是顾骜指点陈思聪写的那些。

周部长转发之前，圈阅了两句话“在国家专心经济建设、缩减军工订单的困难时期。外事单位应积极协助企业、寻求对外技术合作、及军转民应用场景。在不违反国家敏感技术出口的前提下，最大化创造经济效益与出口创汇。”

这个圈阅，说明周部长已经结合中央精神，准备在这一块立典型了。

周部长在部里根深蒂固，1952年国家建部时，他就是部里的一位局长了，此后近30年一直在部里工作，在部长位置上也干了十几年。所以大家都习惯了绝不质疑周部长的决定。

改开初年，百废待兴，具体到国家的机械工业领域，政绩主要有两块

第一块就是传统的民用科技逐步发展、实现更多产品的国产化自给自足出口创汇。

这块工作非常繁杂，体量也大，等闲弄出上亿美元的额外出口额，在一个国家部委的层面，也很难算突破性的政绩。（当时国家一年的外汇储备才不到十亿美元，每年外贸收入大概二三十亿美元。到80年代末这个数字大概可以涨10几倍。）

第二块，就是军工订单的转民用、以及去敏感后谋求对外出口合作。如果是搁在兵器工业部（60年代叫三机部），这块工作是绝对的重中之重、是主流。但一机部没有那么多涉军技术，体量相对较小，工作任务也轻一些。但如果想树典型，依然是很有看头的，是个出政绩的好地方。

局长感受到了周部长的决心，他自己也就充满了干劲。

“让小包来见我。”他让秘书打了个内线电话。

不一会儿，包丞丞就到了。

“局长，您找我？”

局长随和地问“钱氧这几份报告的可行性，你怎么看。这厂你应该也熟，当年我就带你去过。”

包处长显然是提前知道陈思聪会上书，所以预习研究过了，了解得挺透彻“我觉得可行性很不错，但有些风险也不能不考虑，具体操作时应该注意回避。”

局长顺势追问“怎么说？”

包处长抖擞精神“制氦机目前有美苏德法四国能造，去掉苏联人不进入西方市场，我国也只能算是第五。因为不了解外国人的技术秘密，我们无法准确评估钱氧新搞的‘膜法制氦’技术究竟是‘填补国内空白’，还是‘国际领先水平’。

而专利申请是要费用的，把一组新的方法发明妥善保护起来，在西方主流国家，大约需要数万美元的法务成本。一旦申请成功后，每年还有数千美元的年费。

同时，资本注意国家的专利制度，都是本国保护制，也就是在一个国家申请、只在这一个国家受保护。我跟钱氧的同志稍微算了一下，即使只在美法德日这些国家申请，前期法务成本可能是20万美元、以后每年交大约3万。

如果交满20年，未来的总法务开支就是80万。一旦这个技术最终的创汇前景不能远远超过80万美元，部里就存在外汇亏空的风险。”

局长皱了皱眉，在心中盘算几秒，问道“目前卖给纪念堂那套制氦机，售价是多少？”

包丞丞中肯地答道“那个才卖了200多万，人民币。不过这价格作不了数的，不但研发成本一点都没摊销进去，连人工、管理都没算，基本上就是个材料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