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从太平兴国之初的100%，骤然跌到太宗后琅期至真宗初年的20%，皇佑三年又跌到酮了2—3%。

前已述及，引价指数的大小与官府获利的多少成正比，而与商人获利的多少成反比。

交引价格的这种持续暴跌到底对谁有利，毋须多加分析就已经非常清楚了。

天下茶利并非取之不竭，厚之于此，必薄之于彼。

如果我们再看一下该邀时期宋政府茶利收入的变化情况，将会更加一目了然:

此表可见，在北宋前期东南榷茶的近百年间，国家所获茶利一直呈下降趋势，并基本是与交引价格盘跌同步辟的。

在景德元年引价指数降到15—16%时，担任三司使的丁谓就发出了人称“砻至论”的慨叹:“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余万茶利尽归商贾。”

在天禧恪五年引价指数为5%时，这一年官府在淮荀南十三山场“岁才得息钱三万余缗，而官吏廪给不与焉”。

尤其是当天圣元年前，镇戎军的引价指数跌至%的最低点时，“蕲州市茶本钱，视镇戎军粟直，蹋反亡本钱三之一，所得不偿。”官府简直把老本都赔进去了:

2、商人对茶利的过分攘夺，导致了官、商斗争的陡激烈化，使茶法变革反复无常。

自从东南银榷茶与边地入中绾连在一起，北宋政府就无可奈何地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虚估高，入中少，引价跌。

为获得较多的入中粮草，必须高予虚估，虚估越高，与实值差得越远，引价越贱，不知茶利的“土人”入中者出卖交引获利越寡，势必挫伤其积极性，使入中减少，而入中减少势必又影响军需，官府只得更进一步高抬虚估。

这个怪圈恶性循环，螺旋上升，虚估愈高，引价愈跌，其后果就是使官府为换取入中付出了越来越大的代价。

为了遏止茶利越来越多地流入商人腰包，北宋政府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

明令限定虚估率，像是根据距离远近、交通难易等，统一制定各地虚估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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