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酿成一场规模巨大的反明战争，明王朝卒十年之功，动黔、川、滇、湖四省兵力，费百万饷银，终未能消灭水西与乌撒，在双方都筋疲力尽的情况下，明王朝接受了水西的乞降，但安氏鸭池河以东的土地割归朝廷。

明清递嬗之际，水西首领安坤引导清军进入贵阳，被清廷授予水西宣慰使之职，安坤子侄辈安重圣则任乌撒土知府。

到了康熙元年1662，平西亲王吴三桂奉命兼辖贵州，两年后，他以水西、乌撒联合南明旧将反叛为由，率兵平定黔西北，改土设流。

乌撒、水西的败亡标志着贵州势力最强大的土司的覆灭，在清代士大夫的眼中，这无疑意味着王朝教化的一次重大胜利。

所以彭而述云:前此一万八千年，中国王会不能宣，开山凿石逢今日，普天长贡水西篇。

这同时也意味着王朝“版图”的扩张，康熙二十一年1682官平远通判的黄元治诗称:

安氏乌在哉，济火无遗族，山川隶版图，建郡设民牧。

《黔西州续志》亦载:大定六属之土司，与别不同，均水西、扯勒、乌撒三部宣慰宣抚之后。

盖三部既入版图，人民言语不通，风俗各异。

正因为这是新入“版图”的地方，所以官员们又称其为“新疆”，即“新造之疆”。

像是流官制与里甲制的建立，安氏败亡后，君、臣、布三者秉权的“勾”政权宣告解体，清廷利用内地的行政制度对则溪制进行改造，设置了四个府。

木胯、火着、架勒、化各四则溪置大定府，治大方城今大方县城;则窝、以着、雄所三则溪置黔西府，治水西城今黔西县城;的独、朵你、要架、陇胯四则溪置平远府，治比喇坝城今织金县城;乌撒置威宁府，治乌撒卫城今威宁县城。

府名其实已暗示黔西北是“新造之疆”，颇具深意，清人宋起在谈论威宁风土时云:

……诸倮之俗如此，虽沐化已久，其桀傲之气犹未尽驯，昔以威宁命名良有以也。

犹耐人寻味的是，每一个府的下面都没有设置州、县、厅等，显然，设府的目的仅在加重地方官事权，以资弹压，并非黔西北的户丁钱粮足以支撑四府的规模，这种“名不副实”的建置正是许多“新疆”的特点。

与此相应，清廷在黔西北的驻兵数量相当可观，共有平远、大定、黔西、威宁四镇总兵，兵员分别为2，220名、2，400名、2，220名、2，220名，共9，080名。

因此康熙十年1671，朝廷进一步设立平大黔威守道一员，驻扎大定，总领四府。

贵州巡抚杨雍建声称:平、大、黔、威四府，境多乌罗，俗尚强悍，素系苗蛮巢穴，乃黔省肘腋要区也。旧制设有巡道一员，以资弹压。

这种远远超越地方财政承受能力的行政与军备规模自然难以持久，所以随着局势的稳定，控驭的深入，“新疆”逐渐向“旧疆”演变。

于是三藩之乱结束不久，贵西道杨大鲲疏请:贵州平、大、黔、威四府，原系水西一隅，吴逆务张其功，设立四府，并设流知府、通判、经历各四员及三镇一协。

其实民少官多，请将四府酌改二府，其粮差各务仍设土官分掌。

至协、镇官兵，亦行裁并，量留二镇。

其实在杨大鲲上疏之前，清廷已开始改革黔西北的行政建置，平大黔威道已于康熙二十年1681被改为分巡贵州西道，辖贵阳、安顺、平、大、黔、威等处，驻安顺。

杨大鲲的奏疏刚好应合了这一趋势，朝廷很快批准改平远、黔西二府为州，属大定府，四年后又改大定府为大定州，属威宁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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