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主田主与田面业主佃农均分，不能由田底业主田主一人独吞。

所谓“两议而瓜分之”，就是田底业主与田面业主各占50，，最低限度田面业主也要占40，，也就是说，田面的价格与田底的价格相差无几。

如果“田面权就是永佃权”，永佃权人可以获得50，至40，的地价，岂非咄咄怪事!

田面权是一种所有权，田面具有独立的价格，被民国时期的调查所进一步证实。

1918年关于江～苏～省物权习惯的调查报告，其中一则为“一田亩上设定两个所有权”，说得很透彻:“查江苏佃户租种田亩，有肥土之称，又呼为田面，即佃户于业主田亩上有相当之地价，不啻一田亩而设定两个所有权人于其上”。

你看，明白无误的写着:“一田亩设定两个所有权人于其上”，即田底所有权人与田面所有权人，也就是“一田二主”。如果“田面权就是永佃权”，就无法解释该调查报告所揭示的现象。

这也证明了陶煦的论断在苏南是有普遍性的。

1934年10月10日上海《大晚报》刊登一篇俞觐撰写的《常熟农村现状调查》，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陶煦的观点。

该调查报告指出:“田面权是与地主所有权并行的，与所有权分离而独立存在。田面权属佃农所有，其转移价常较田底所有权为高。

如现在田亩所有权田底权的买卖，每亩稻田最高三十元，田面权尚值六十元;棉田田底所有权最高二十元，田面权值三十元”。

田面价格明显高于田底价格，如果田面权仅仅是使用权永佃权，那就难以理解，为何使用权价格反而高于所有权价格?

田面权价格高于田底权价格，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种变化，问题就在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化的加速，耕地日益减少，田面权愈加显得珍贵。

因为田面所有权人有经营土地的权力，而田底所有权人只有收取地租的权力。

关于这一点，30年代有的学者在考察了苏州、无锡、常熟农村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如此写道:“所谓田底田面，同时因其所有主体不同，亦有田底权、田面权之分，前者归地主所有，后者归佃户所有。田底权固为产权之一种，田面权因有独立之价格，所有者可以自由买卖，故亦为产权之一种”。

“该田底面制其最大之特点在此，即田底田面权之分裂，而田面权为产权之一种，而可以移转变更，比之其他租佃制度下佃户所有之佃种或耕种只能使用或收益者，判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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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面权并非永佃权的另一最有力证据，是民国初年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它从法理上分析，指出田面权与永佃权“相异之点有二”。

其一是永佃权有存续期间的限制，而田面权没有存续期间的限制，如果田底业主不把田面权“一并收买”，则田面权将永远存在;其二是永佃权人使用土地只能从事耕种或畜牧，但是田面权人使用土地，可以耕种、畜牧，也可以用于“造屋置坟”、“掘坑烧窑”，田底权人不得过问。

该调查报告援引《民律草案》关于永佃权的规定——永佃权的存续期间为二十年以上、五十年以下;永佃权人只能利用他人土地耕作、畜牧——与上述田面权的习惯格格不入。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几十年中，学者们之所以回避田面权是产权所有权这一事实，是被预设的某种观念所束缚:既然田面权大多在佃农手中，只能说成是使用权永佃权，否则地主与佃农的阶级关系岂不混淆!其实学术研究需尊重事实，不必有所忌讳。

只要解释清楚，人们是能够理解的。

对江南地区田面权的由来稍加考察，就可以知道，它主要是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