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难辩，一切隔膜，要望期能妥协，从前俄罗斯文字曾例定设文馆学习，具有深意;今日文视为具文，未能通晓。似宜量为鼓舞，以资观感。??”

可见翻译是洋务运动派实现其政治理想的一个重要途径。

而洋务派是改良派之后的又一个保守地主阶级，他们倡导译西书，与外国进行通商，但思想上却是保后天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奕沂等。

掌握中央和地方军权的官僚以马建忠、王韬、容闳等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和出身买办行列的企业家和经营者如郑观应、唐廷枢、徐润等，同时还包括一大批科学家如李善兰、徐涛、华衡芳。

所以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不断分化更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演变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

他们认为“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于是李鸿章便倡议说:“中国欲自强，则英如学习外国利日;欲学习外国利日，则英如寻制日之日”。

于是洋务派创办、制造局，制造兵器，并开办学馆，培养译员，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于是开成了第二次科技翻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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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同治元年，同文馆正式开办，奕诉再次上书同治皇帝，请奏聘请外国教师，到同文馆任教;“臣等伏思，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诸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今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

此后同治二年二月，江苏巡抚洋务派代表李鸿章请求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到1865年，洋务派兴办“江南制造局”，1867年该局设翻译馆，聘请英国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美国人金楷理、林乐知、玛高温等人从事翻译，由局员徐寿、华衡芳、王德钧、徐建寅等协助工作，至清末，该书共译西约200种，大多是兵工、科技类书。

该局总办冯焌光曾说过:“枪炮火药与轮船相维系，翻译与制造相表里，皆系今日要图，不要偏废”。

而另一洋务派代表两广总督张之洞则兴办自强学堂，在其招生章程中强调“自强之遁，贵手周知情伪，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必无人会通博采”。

像是1898年他在《劝学篇》中列《广译》，阐述他的翻译主张。“多译西国有用之书，以教不习西文之人“是培养译才，发展翻译事业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他将翻译之学分为“上、中、下”三等，“下等三年，中等五年，上等十年，??”他还将译书之法分为三种:一是各省多设译书局，二是出外大臣访其国之要书而选译之，三是鼓励书贾，文人广译西书。

他还在《广译》最后强调翻译东洋之书的必要性。

第二阶段的科技翻译同第一阶段一样，都有外国传教士的参加，但有两点不同，一是“虽创始于客卿，继起者则均系国人”。

二是与宗教脱离关系，这一阶段的译事主要由北京的京师同文馆和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大机构组织，主要翻译家有傅兰雅、伟烈亚力、林乐知、丁善兰、俆寿、华蘅芳等等。

因此京师同文馆正式成立于1862年6月11日，也就是同治年五月十五日，起初招收10名学员，聘请英国传教士包尔腾JohnS.Burdon教习英文，规定“只学语言文字，不准传教”。

但是到了后来，又陆续增设了俄文馆、法文馆、德文馆、东文馆，学生除学语言外，还兼习数学、物理、化学、天文、航海、万国公法、政治学、世界历史、世界地理、译书。

聘请的教员中有丁韪良、傅兰雅、李善兰等。

师生们除了学习外语，还有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译书。

据张静庐编辑的《京师同文馆馆规》载，学员入馆第一年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