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审定”，所以目前连“孔夫子旧书网”也一书难求。

需要说明的，一是每种经典只收入了何新系列论著中的一篇解读文章（比如，编《&;;lt;&;;lt;/span&;;;老子&;;;是中国第一部纯哲学著作》时，原本很想将最能体现何新“泛演化逻辑”视野的《论老子的“有”与“无”》作为附录编入，但此范例一开，本书的篇幅就没法控制了）；二是《何新品&;;lt;&;;lt;/span&;;;诗经&;;;中的史诗》《&;;lt;&;;lt;/span&;;;楚帛书&;;;新考》《宇宙之问&;;lt;&;;lt;/span&;;;天问&;;;新考》《&;;lt;&;;lt;/span&;;;心经&;;;新考》等何著中的相关解读文章由于篇幅原因未便收入；三是何新对经典的解读更多体现在逐句逐篇的注释和题解之中，“导读”未能对此作出概括性介绍。所以本编难免有“窥一斑而未见全豹”之憾。

华夏史上的圣与雄

第四编“华夏史上的圣与雄”，选取何新相关论著中的9篇，让我们能够领略这些奠定了中华文明自东周秦汉以来历史走向的圣哲（孔子、老子、子夏、墨子、孙武子、屈原、董仲舒）雄霸（秦昭王、汉武帝），面对他们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趋势，究竟“做对了什么”必须做的事情，使他们得以成为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史上永远不会堕落的神圣巨星。

何新认为，正因为历史进程中存在理性的逻辑，是有规律可循的，是否知道当时历史中必须做的事情，是否具有这种判断力，就是一个政治家（也包括思想家）伟大与昏庸的区别。在广义上，皇帝或国王不过都是历史的奴隶。因为他们不得不做历史要他们做的事情——不做就会垮台；他们也不能做历史不要他们做的事情——做了也会垮台。汉武帝晚年曾对卫青说“汉家诸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事。”这说明汉武帝对“当时历史中必须做的事情”是有深刻领悟和使命担当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论秦始皇创建大一统中华帝国的历史功绩时感叹道“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这就意味着，当权者哪怕“做对了”“历史要他们做的事情”，也并非都是出于道德目的。所以，黑格尔曾嘲笑18—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是一种幼稚的道德史学。何新指出，中国历朝历代直到今天出版的那种种历史书，也无非是在沿袭着孔子所开创的主观道德史学套路。所以需要探索历史的终极性意义和目的，需要认知社会演进的历史规律，需要在这种框架下重新解读和建构历史。何新选取中国历史上的这9位“圣与雄”来树碑立传，也正是基于这种历史哲学理念。

希腊印度伪史考

第五编“希腊印度伪史考”，是作为“立此存照”的启示录，使我们知道西方积500年之功所打造的庞大话语体系，是何等的漏洞百出、是何等的假冒伪劣。这组文论，与其说是考据、考证之作，不如说是的视角与方法，使国人不再陷入“言必称希腊”的迷魂阵里“找不到北”。当然，它对前几编以中华民族为本位的历史言说体系本身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是对黑格尔所说的“历史只有中国才有”的确证。

清流文人常说“金钱如粪土”，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庞大话语体系，正是从“威尼斯商人”——美第奇等家族银行所资助的“粪土”中生长出来的罂粟之花，虽然无比的美丽诱人，但确是西方“上帝”实现其“狡计”的有效意识形态工具。国人往往并不真的相信意识形态有多么强大而神奇的力量。但你只要去印度实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虽然有西方的数百年殖民统治和印度独立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