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60年代，朴正熙曾发动军事政变，夺得了南鲜的最高权力。他上台之初，也曾经试图对垄断经济的财阀进行打击，甚至采用没收财产的办法。理由是他们的财富都是通过与前政府的勾结非法攫取的。彼时，南鲜经济处在“低投资—低生产—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之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足100美元，是当时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朴正熙很快就发现，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在不计其数的小企业面前显得十分乏力，而财阀是一支可以利用的经济力量。最后他不得已释放了90以上的企业家，但条件是他们必须与政府合作。

那些顺从政府、忠实执行政府政策的财阀，往往能够获得极其优惠的金融贷款和财政补贴。

而在有些产业，一旦获得生产许可证，则几乎形成市场垄断。此后，政府、财阀、银行三者之间逐渐形成了紧密的联合体，甚至被形容为“魔鬼三角”，共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根据南鲜金融监督院的数据，1989年南鲜前5大财阀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已经上升为60以上，前30大财阀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更是高达95。

在南鲜从积弱积贫迈向成长繁荣、创造“汉江奇迹”的过程中，政府与财阀之间形成一种“荣辱与共，同进同退”的非典型“互助”关系。朴正熙时代的南鲜政府和财阀的关系基本属于国家主导财阀的形态，国家虽然扶植财阀但也能规制财阀。1987年以后南鲜的民选政府开始渐渐被财阀所左右，则出现“铁打的财阀，流水的总统”现象，属于财阀主导国家的形态。

其中，国家的权力因为金钱选举和三权分立而被大大削弱，国家元首成为垄断资本的代理人。

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南鲜政府对财阀企业的态度在规制和合作之间左右摇摆，可以看作是财阀和国家相互依存的形态，强调国家权力干预与市场适应的有机衔接。不过，就本质来说，这种特殊的“互助”关系其实就是变种的“官商勾结”模式，由此为南鲜等一些国家埋下了“巨商富、官员腐”“财阀独大、家国式微”的祸根。

各大财阀在国家迈向民主化阶段时实现了华丽转身，其摇身一变从听命于威权政府指令的弱势群体一跃成为掌控国家经济命脉、令民主政府式微的关键一方，诸如“三星帝国”等说法不胫而走就是最好的反映。当国家经济蜕变为“财阀经济”后，政府力量对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也就无法展现出来。

南鲜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或者说贫困化现象主要是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开始的，是多种原因综合的结果。危机爆发后，南鲜企业大量裁员，导致失业率快速上升，这些失业者被迫进入低收入服务行业或中小企业。

在财阀资产继续膨胀的这些年来，南鲜本身的平均gd增长率已经下滑到不足3。2018年，南鲜的gd增速仅为27，创六年新低。而家庭债务总量高企、年轻人就业不足等痼疾却没有丝毫解决的征兆。

事实上，从金泳三开启“文民政府”新篇章以来，此后的历任南鲜政府都致力于革除“财阀经济”这一弊端，致力于斩除“官商勾结”的“财阀政治”祸患。

金大中时期借助亚洲金融危机之际，曾经一度出手整饬南鲜财阀体制，包括公司治理制度改革、更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等，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财阀体制已深入南鲜骨髓的现实，令金大中政府和此后的政治强人卢武铉总统也不得不畏首畏尾、瞻前顾后，始终拿不出切实可行的革除财阀方案。南鲜历届总统如多米诺骨牌般接连倒下，几乎无一幸免，被称为“青瓦台诅咒”。

甚至连周方远重生前的最新任总统也不是没有举措，文在寅总统以“干政门事件”为中心试图斩断“官商勾结”链条的努力，也被从宽审判三星太子李在镕案击得粉碎。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