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过来。

常教授却听到郝主任似还有疑惑“可是，为什么人之美学是感情呢？”

常教授此时已然全都明白了，道“马克思曾说过，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的外衣。”

“理智固然好，可是，历史上往往有一些为少数人服务的理论，冠冕堂皇的冒充真理。如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和一些不合时宜的理论，明明早已落后时代，却还保持着威权。

在这样的时代，许多先进的思想家宁可崇拜感情，都不愿意受那些反映过时的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的支配。

这种情况在文艺复兴时候有，在我国也曾有过，比如明朝中后期的汤显祖独尊情字，公安派独抒性灵，李卓吾推崇童心，都有抬出感情，以反对过时传统封建理论的意味。”（1）

“文艺复兴时期，以感性浪漫，人的情感，高呼着人性人情。以现实的感情，对抗神权的冰冷禁锢，是文化对文化，思想对思想，恰恰为的是剥去那曾宗教的神圣外衣。”

郝主任又道“为什么是《最后的晚餐》？”

那位立下不少功劳的西方文学史的女教授，笑道“我猜，或许是因为‘最后的晚餐’是宗教画的一个重要题材。而文艺复兴，本就以宗教改革始，以反对中世纪的宗教神学而开端。”

达芬奇之前，两个世纪以来，有不少画家曾经尝试过这一题材，甚至于达芬奇同时代的，也有不少人创作过这个题材的画作。

他们的画有两个共同特点一，主题不明确，画面散漫，缺乏中心，人物刻板，动作僵硬。如果看这些人画的最后的晚餐，你在画面上只能看到一群人坐在那里聚餐，看不出任何有激烈斗争的情节。

有的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画得漠然呆板，像一座座神像排列在桌前；有的，尽管把耶稣画在中央，但是构图并没有使他成为统领全画的中心人物，人物之间也没有相互关联的表情和动作。

他们对耶稣、犹大、门徒的刻画简单而公式化，只从形式上着手，给人不自然，不真实的感觉，且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合。

而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与这些人的作品截然不同。

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人物分布，多样而同一，围绕着同一个主题戏剧性地展开。

他根据人物年龄、性格、身份、经历的不同，赋予每个门徒以不同的姿态和动作，栩栩如生地将每一个不同的门徒，包括犹大与耶稣的内心世界的矛盾、每个人的不同性格在面对“背叛”时的反应，都勾勒了出来。

他抓住了晚餐中最紧张的一刻，来展开戏剧的冲突，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的矛盾。

可以说，如果其他人的画是静止的，呆板的，平面的。

那么，达芬奇的画，就是有生气的动态的，有情节，看到一幅画，如看到了一幕精彩绝伦的戏剧。

达芬奇始终认为，一张人物画，或其他形式的人物表现，应该做到使人一看就很容易地从他们的姿态中察觉到他们的思想。

他谈到绘画的主旨时曾说“一个画家，应当描绘两件主要的东西人和他的思想意图。”

中世纪的艺术中，按照教会的观点，“救世主”必须是威严而华贵的。

即使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也要穿上衣服，而且还得穿上镶满金银珠宝的，如同国王一般的华服，呆板僵硬，庄严地俯视众生。

但在达芬奇的笔下，在以他为代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雕刻家笔下，耶稣不再是神，而是有感情的人了。

是一个鼓起反抗罗马暴政，被不幸的穷人们，被侮辱者、被损害者们簇拥着，衣衫褴褛、瘦弱而贫困的人的领袖。

而最后的晚餐，则变成了一位光明正大的领袖，领着他忠诚善良的门徒，遭遇了被权贵收买的叛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