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所以，周云很方便，没有人来烦他。

巧的是，周云到家不久，便收到了宪兵司令部的命令，让特务处的人上街搜查高宗武与陶希圣两家人。

周云开着车子回到了特务处，召集了一百多人，上街去搜人。周云才不上街，他坐在特务处的办公室内喝茶抽烟。

搜到了晚上，仍然没有搜到人。根本就不可能搜到人的。因州人家这时候，可能到了重庆。

到了晚上九点，局长来了电报。电报中，局长对这次的行动提出了表扬。同时说了一件事。陶希圣一家回到了重庆。但是高宗武没有回重庆，他带着一家人，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

这高宗武在周云那学了两手炒股票的技术。便不愿再进入政坛去勾心斗角。他去了美国后，凭从周云那学来的技术，在美国的股市中大显身手，最后身家上千万美元。这是后话。

就在高宗武飞往了美国，陶希圣飞到了重庆后的第二天，这个世界发生了一件大事。

1940年2月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高宗武、陶希圣致该报的信，以及他们带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全文。同一天重庆、昆明、上海及国内外许多报纸也刊载了这一卖国条约全文。香港《大公报》1月22日的头条新闻为:“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资卖到思想”。

重庆《大公报》该日的头条新闻为:“高宗武陶希圣在港揭发

汪伪卖国密约。将密摄照片呈送国府，另函交本报港版发表”。

“汪日密约“在媒体公开披露，对日本和汪伪集团引起的震撼不亚于一场政治地震，使全国同胞更加认清了日本侵略者企图亡我中华的狼子野心和汪逆的卖国贼嘴脸，从而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也促使抗日阵营中一些原先对日本尚抱有幻想的糊涂人士丢掉幻想，头脑清醒起来。

当有人批评高、陶此举在道义上背叛重用他们的汪精卫时，高、陶义正辞严地公开表示:他们参加了汪日谈判，在道义上应有保守秘密之责任，然而当洞悉“日本方面割裂及灭亡中国之企图“，汪精卫组织“不可得而私为秘密“。

高陶表示：“希圣宗武等为万万同胞及万代子孙之独立自由与生存计，认为上述之道义上责任不复存在矣。“

许多名人发表了自已的看法，他们认为：“高陶事件“深刻警示后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尤其是在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的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必须坚持爱国者立场。爱国不分先后，每个人无论持什么政治信仰，但维护祖国统一是共同的神圣职责。即使政见不同，也决不能当分裂和出卖国家民族的罪人。高宗武、陶希圣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脱离曾追随多年的汪精卫集团，公开揭露汪日卖国密约，表现出爱国主义的高风亮节。此壮举载入史册，功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