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年的特大旱灾，粮食没有收成，即使国家不征收赋税，老百姓也是会活活饿死的。

事实上，明朝政府对灾区赋税确实是减免了的，北方地区的赋税比南方轻得多，赋税最重的江南地区恰恰没有叛乱。

灾民造反的真正原因是饥荒，而不是催逼赋税。

在平定内乱的时候，明朝政府军在初期和中期都取得了很多的胜利，最著名的有两次。

崇祯六年，在明军的围堵下，大部分流寇都被困在了hen省黄河以北地区，走投无路之下，他们用了最低级的诈降策略，报上去投降的头领名单有几十人，其中就有几个后来的“名人”——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西营八大王张献忠，几乎可以一网打尽。

但明军相信了他们，使得他们从容渡过黄河，从包围圈中扬长而去。

这是第一次，史称“渑池渡”。

崇祯七年，李自成、张献忠部队又被五省总督陈奇瑜率领的明军，围堵在了车厢峡。

当时，出口被堵死，又连续下了几十天的大雨，李自成、张献忠部队饥困交加，马匹没有草料死亡过半，连弓箭都霉烂到了不可用。

甚至到了无须明军动手，只要再围困一些日子，叛军会饿死。

结果这些流寇又一次故技重施，表示要投降。

而明军再次接受了他们的投降，甚至护送这些已经“投降”的流寇成建制的走出峡谷，没有盔甲的换上盔甲，丢失弓箭的换上新弓箭，多日没吃饭的也都吃饱了肚子。

但是，李自成、张献忠的部队，一摆脱困境，就开始屠杀护送他们的官兵，继续攻城略地。

于是，后来的史书，又大书特书这两次明军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当，是因为明朝崇祯皇帝愚蠢昏庸，还把围堵流寇的明军将领描述成白痴一样的腐败分子。

历史真的是这样吗？

实际上当然没这么简单，这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而且，

不仅仅是陆晨，很多人在这些记载中看到的是崇祯皇帝的爱民之心。

在这其中。

崇祯皇帝从一开始就反复强调“寇亦我赤子，宜抚之。”

然后又说：“若肯归正，即为良民”，意思就是说，希望通过招抚赈济的手段加以解决。

听说洪承畴准备处决投降的王左桂等数十人，他还发火，

在和陕西参政刘嘉遇对话中质问：“王左桂既降，何又杀之？”

崇祯七年三月，当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唐世济上疏说，应区分流寇的成分，因为流寇中大部分是驿卒、饥民，崇祯大为肯定，并把这份奏章专门转给剿寇前线指挥刘奇瑜。

他的这种心理，大臣们也心领神会，连一向主张剿杀流寇的杨嗣昌也改口说：“这些流寇原本是朝廷赤子，杀他的官兵也是朝廷赤子，让赤子杀赤子，乃万万不得已之事”。

与之对比，

崇祯对东北地区的后金态度截然相反。

崇祯十一年，清军不断在边境骚扰，甚至闯入关内屠杀劫掠。

崇祯皇帝始终把与后金作为最重要的敌人，他总觉得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毕竟属于自己的子民，一切好商量，而对于后金这个以分裂国家、屠杀抢劫为目的残暴政权，没有商量的余地。

于是，把洪承畴、孙传庭等名将及其率领的明军精锐部队调往辽东，这才给了已经被基本肃清的流寇以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也可以解释，已经被明军打成“光杆司令”的张献忠和李自成，为什么可以在崇祯十三年重新发动叛乱，并一发不可收拾的原因。

因此，

对于崇祯问出的这个问题。

陆晨没有意外，观众也没有意外，

其次，当观众看到崇祯皇帝可以放下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