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漕粮和军粮加起来一百二十万，实际征收肯定要超过一百五十万。这么多粮食苏州是产出不了的，说到底还是要靠去浙江买，或者在南直隶其他产粮区买。

苏松湖三府的土地，一多半都种了蚕桑和棉花这些经济作物，原本就要靠经济作物的高价，卖丝绸棉布买粮。

但浙江今年又大旱，沈树人刚穿越过来时，就听说浙江今年只有夏粮正常收获，秋粮要减产一大半，米价已经从往年的一两八钱涨到了三两多，靠买肯定是不行的。就算硬凑，粮价继续暴涨下去，苏州本地恐怕都得饿死一些穷人。

另外，按照朝廷旧制，苏州对朝廷输送的每一石漕粮，按例还要加征一钱三分的“过江银”和五钱的“漕运银”。

漕运银是跟着漕粮一起运到淮安交割的，交给漕运总督下属衙门，作为漕丁和护粮卫所军从淮安到北京的饷银。（前面加派的粮食，是给运粮的人路上吃和鼠雀各种损耗，银子则是给运粮的人发的钱和管理费用。钱、粮都要同时加派，不是二选一的关系）

而“过江银”则是地方上自行征收自己用的，是到江北交割之前，给本地运粮卫所兵丁的饷银，还包括长江、运河各处换船装卸的码头工人费用。

实际上这一钱三分银子肯定不够用，地方上还有各种潜规则摊派加收。

而且从成化年到崇祯，每过几十年，之前的超耗摊派项就会被各种经手的利益集团挪用贪墨干净，然后再巧立名目额外加征一项。

只是明面上对朝廷上报的“过江银”始终是一钱三分，一百多年没动，其他都是地方上暗箱操作分肥。

沈树人原先对这些不是很了解，但沈廷扬跟漕运打了十年交道，当然会把这些细节毫无保留地教给儿子。

他说的都是堂堂正正的道理，也不怕外人听，所以方以智在场也不必回避。

沈树人听完后，也生出一个疑惑：“既如此，父亲觉得朱大典这次会如何陷害我们父子呢？我买官的时候，没给龚鼎孳、侯方域这些小人留面子，朱光实就更是仇家之子。

按说最后我得了这个缺，肯定是朱大典另有阴谋的。难道，他是打算让孩儿亏空、完不成筹措运输军粮的任务？堵今年苏松一带买粮腾贵，凑不齐？

这不太可能吧，作为河道官，只需跟长运卫所的运军一起，在交割水次仓口清点粮食、确保程无碍，至于本地的粮食是怎么来的，应该不关我事吧？”

沈树人虽然还没想到对手的阴谋，但他知道阴谋肯定是存在的，把人得罪得那么狠，不报复怎么可能。

沈廷扬捋着胡子思索了很久：“从粮食来源上动手确实不太可能，那些环节就算出了问题，苏州知府和下属各县的罪过，也远比你这种负责运输的人要重。张学曾不会拿自己的官位开玩笑的。

要让负责运粮的人担罪过，无非是在两次交割环节出点纰漏，比如地方上以次充好、缺斤短两，你验收时却没发现，最后运到庐州府后，却无法通过驻军验收。

除此之外，就是运输途中，运费超耗。预先多征的部分、填补不上民夫一路吃用、或是船只颠簸沉没过水、鼠雀米虫病害。

但这一块要想陷害到我们沈家，也不太可能。我们沈家跑海数十年，从你曾祖那辈开始就做水运的生意了，这方面管事经验丰富，损耗灾害都能防患未然。就算有些许意外损失，大不了我们沈家自行赔补，也不是扛不起。”

沈廷扬思前想后，也没想出政敌怎么害他，常见容易出问题的环节，他都已经罗列过一遍了。

然而，或许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沈树人对这方面还不太专业，本着一个局外人的冷静视角审视，还真就被他看出了一些可能性。

作为后世之人，沈树人的财务常识肯定比古人丰富，他虽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