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时期。

这段时期，首先是各国君主的名号和职权的变化。

在春秋前期，王室衰微，诸侯崛起，原来最尊贵的名号“王”，在此时虽然还作为周天子的专称，但其政令已逐渐不能越出王室的所辖之地。

春秋列国在名义上还奉周天子为宗主，但实际上已经相对独立，并且逐渐建立和完善自己所辖地区内的各项政治制度，出现列国并峙的局面。

然而，它们并没有摆脱传统的意识，各国的君主还依照周天子的分封秩序，分别称为公、侯、伯、子、男。

虽然列国国君纷纷僭越周礼，按照天子规格举办礼乐，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成为独立国家的君主，有关本国的重要事务在形式上还要向周天子请示。

到了春秋中期，出现强国争霸的局面，周天子表里俱失，王室不再有实质和名义上的约束力了。

先后形成的霸主，取代周天子为列国的盟主。

这种结盟是在不干涉列国内政的情况下形成的，列国各有主权，但又必须服从盟主的征调。

这样就导致列国国君的名号除了按原来周王分封的秩序称呼之外，还要视本国势力的强弱而定。

例如晋就是以侯国争为霸主，进而改称公国的。

此时列国相互争霸，竞相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以掠夺土地为主要目的的战争更加频繁，大国吞灭小国，逐渐地摆脱血缘组织的残余，向领土国家转变。

这时君主的地位提高了，继独立于南方的楚国君主称王以后，列国君主相继称王，“王”字的含义在新的集权制度下又加入了新的内容:“夫擅国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谓王”，有了专制一方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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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列国国君名号的不断加尊成正比，其实际权力也不断提高。

早期的列国国君在施政过程中受到由宗亲贵族所组成的卿大夫的制约。

诸如鲁的三桓，郑的七穆，齐的国氏、高氏，宋的戴、桓、庄族等，均称为公族;齐的陈氏，鲍氏，晋的范氏、中行氏、智氏、魏氏、赵氏等异姓诸卿，亦称为卿族。

他们左右国政，掌握实际的军政权力，往往借口一些小矛盾就能将国君外逐，在他们内部，又彼此各把持着一部分权力，相互倾轧和兼并，如晋国“知伯与赵、韩、魏尽分其范，中行故地”，齐国陈、鲍伐栾、高氏，而将栾、高之室中分等等。

在兼并过程中自然会出现不同的兴衰浮沉。

一些卿大夫逐渐强大，演成割据之局，如赵、魏、韩三家分晋;另一些卿大夫则衰败没落了，如“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

强大的卿大夫制约着君权，春秋300年间，就有36位君主被卿大夫所杀，所以，这时的君主“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就能安于其位。

然而，君主专权是发展趋势，这种政出多门、非常不稳定的政治格局终究只能是一时的现象，因为它只能不断地制造政变和混乱。

以官僚制度代替世卿制度，遂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

官僚制度的出现使君主的地位得到提高，权力扩大，形成“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常其事”的集中权力于上、在君主制约下分权于臣下的局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君主专制主义理论。

还有就是“君临之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众所周知，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社会局势动乱，人们都希望能有一个统一的安定局面。

这在当时社会发展的条件下，只能寄希望于“圣人”的出现，因为“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终而复始，主牧万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