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作为后者，它又常为人们理解和同情。

在“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王臣”的皇权制下，皇帝表面上享有极端自由，同时也失去了人身自由，在不断被神化的过程中，也泯灭了其作为普通人的血性。

诚然，李杨之情也带有鲜明的宫帷特色，但无论如何，那种存在于两性之间的持久、热烈、专一、相依的神圣美好的情感内涵，的确在李杨悲剧性情感中得以某种“契合”性地闪现。

众所周知，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史也是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史，正如恩格斯所说，“女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且不说杨妃生前玄宗怎样痴情及杨妃死后玄宗的苦苦遥思，就两人平日相处也志趣相投。史书记载了他们间的两次矛盾，从中也可见出其感情真实:“天宝五载七月，妃子以妒悍忤旨，乘单车，命高力士送还杨家宅，及亭午，上思之不食，举动发怒，力士探旨，奏请载还。”

“妒”被视为古代妇女“七出”之首，可见杨妃不是把玄宗作为帝王来侍奉，而是作为丈夫来要求。

事实上，无论贵为帝妃，还是贱为平民，从人的情感来说，都有其共通之处。

可贵的是在李杨情感中，玄宗基本走出了一般封建帝王性爱的怪圈。

尤其在杨妃死后，其情感更经过了净化与升华。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演出了无数的爱情悲剧，但由于李杨的社会历史角色，人们在观照时就忘记了他们也有普通人的情感。

反过来，其真情更为难得，也才有了清人洪升“如此钟情者，自古帝王家罕有”的感慨。

当然，这其中还包括李杨爱情故事所附着的政治历史色彩。

因为李杨之情的特殊性，两人的历史角色规定了他们的情感带有浓厚的政治历史色彩。

玄宗在位的几十年，正是大唐王朝由极盛走向动乱的转折期，因此不少论者认为正是他沉湎女色，导致战乱。

如游国恩先生就说，“玄宗晚年却沉湎酒色，信任奸相李林甫、杨国忠，内政日趋腐败”。

无论如何，晚年的玄宗无法同时成就他的政治与爱情，以至贵为帝王，保不了妃子;贵为帝妃，一旦被视为丧邦辱国，求一布衣而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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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李杨之情似乎就在这沉重的政治罪孽中无法涅盘。这样的历史感在朝代更迭之时总会给文人以更大的心灵震撼，产生强烈的共鸣，而情感的悲剧与政治的悲剧的重叠震撼了人们的心灵，必然成为一个重大的题材。

同时，大多数的历史性书籍中也对李杨二人的轶事进行过记载，如《新唐书》《旧唐书》等，由于历史上确有其事，所以李杨二人的故事就存在一个“历史真实”和“文学真实”的双重维度，而文人们也大多热衷于对正史的记载进行再加工和再创作，这也使得李杨故事有了长久的生命力。

以及李杨爱情故事所散发的悲剧色彩。

像是有许多的学者认为，李杨二人是自我毁灭，构不成悲剧冲突，但是其实李杨悲剧的悲剧冲突是无形的，正是个人与社会、人情与政治的诸多矛盾综合，这才造成了李杨的爱情悲剧由来。

李隆基和杨玉环出去自身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当作历史中的个人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这是一种欲得爱情而不得的悲剧，是在乱世中无法获得人生满足的悲剧。

也正是因此从而使得李杨二人的感情上升为一种人生悲剧，具有了更深一层的意蕴。

除此以外，由于历代的改编和新作不断，给后代的文人提供了巨大的想象性空间和可以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