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十三道。

后来，朝廷又略做改革，设置“路”级行政机构，“道”“路”并存数十年。

直至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宋廷才开始废“道”改路，定天下为十五路。

再之后，又数次调整，至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赵宋治下的“路”级行政机构终于增加到了二十四路。

算上徐泽没搭理的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两路，赵宋百年来，国土面积只增加了很小一部分，最大的地方行政机构“路”却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整整一倍。

赵宋朝廷此举，其实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不断拆分“州”级机构的原因基本相同。

盛唐犯了强汉差不多的问题，赵宋也同样走上了魏晋南北朝类似的道路。

历史就是在这样不断地重新构建中走向前进。

但历史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大唐的“道”并不完全等同于大汉的“州”，赵宋的“路”一分再分，却也不是简单地走前人走过的路。

北宋“路”一级机构的职官有监司和帅司。

监司又包括“漕司”（转运司）“宪司”（提点刑狱司）“仓司”（提举常平司）。

此外，包含重要矿区和港口的路，还会设置提举坑冶、茶马、市舶等司。

漕、宪、仓等司都有监察职能，路一级实际也可视为汉时州、唐时道一样的监察区。

因而，监司号称“外台”，具有监察职能，权任颇重。

帅司即安抚司，长官为安抚使。

安抚使照例兼任禁军军区的马步军都总管等军事职官，同时兼任某州、某府的地方官知州或知府（通常为首州、府）。

为防止安抚使权力过重造成危害，赵宋又设“走马承受”（政和六年，赵佶下诏改走马承受为廉访使者）一职。

走马承受最初仅密察将帅的言行举动，不涉它事。

后又增加监察本路将帅、人事、物情、边防及州郡不法事之责。

要求“事无巨细，皆得按刺”，并且每年一次赴阙直达奏事，如有边警急报，不时驰驿上闻，还许风闻言事。

路的漕、宪、仓、帅四司都属于中央的派出机构，分别执行中央各部门的命令，并没有一个凌驾四司之上的机构或个人。

如此一来，各路的财、政、刑、兵、监等权分属不同的机构和个人掌管，也就不会对中央形成太大的威胁。

所以，赵宋地方行政区划其实不能算真正的三级制，顶多算二点五。

即使是州—县两级，也多采用差遣制，并在州内设置通判，以监察知州履职。

这些改革，实则是赵宋接受前代潘镇割据的历史教训，不断削弱地方权力的举措。

另一大改革是派文臣知军、州事，以代替自唐末以来的节度使之职。

军、监都是特殊的行政机构。

军始于唐，当时称军镇，属军事系统，多设在边区，只管军队不管民政。

监则是国家经营的矿冶、铸钱、牧马、制盐等专业性的管理机构，五代初就已出现，也是在赵宋演变为地方行政区划单位。

五代末世，秩序崩溃，军既管兵马，也辖土地、民政，但各军、监皆不辖县。

至赵宋，军演变为地方行政区划单位。

军、监有领县的或不领县两种，这也是划分军、监究竟属于州级还是县级的依据之一。

赵宋之所以采取这种令人看着就头大的地方行政机构设置，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尊崇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追求极致分权的效果。

所以，赵宋的孱弱虽然表现在军事上，但在行政设置上就已经埋下了根源。

这种繁杂的行政设置又会造成行政机构叠床架屋，官僚人浮于事等问题。

不改变这种极致分权的行政体系，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