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桂芳一听谢绾要向婆罗州华商派遣顾问，本能的就想反对。但他还没张嘴，看见谢绾温和却又略带犀利的眼神，就把话咽了回去。忍了忍说道，

“一切听凭叔父安排。”

谢绾莞尔一笑，拍拍他的肩膀，没再说什么。

1842年底，谢绾安排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工作，准备带着部分工作已毕的专家一同返回莱茵。从1841年2月达到暹罗，谢绾在南中国海地区已经待了将近两年。

两年间，以普吉府为首的暹罗属马来半岛已经成为莱茵在远东的重要支点。普吉港已经建成中型深水港，从普吉府到曼谷的铁路已经开建，长期活跃在鹿特丹亚丁果阿普吉这条商路上的德籍商人已有上百家，上千条帆船，每年进口额达到二十万英镑，主要进口品为茶叶、香料、丝绸、瓷器。

但德国对远东出口寥寥，每年的逆差非常严重，导致一些德国商人铤而走险，也参与到鸦片贸易中去。谢绾虽然要求东印度公司扫荡过几次，但效果微乎其微，最主要的原因是东印度公司自己也对逆差颇有微词，不愿意执行谢绾的命令。

这也是谢绾不得不对婆罗洲动武的重要原因之一——经过对婆罗洲华商的整合之后，两条贸易线逐渐成型，极大缓解了德国对清国贸易逆差。

其一是德国商人的“鹿特丹亚丁果阿普吉府古晋”通道，德国的布匹、生活用品、农业机械半强制倾销给婆罗洲华商，换取麋鹿加群岛的香料和清国的茶叶、丝绸、瓷器或者是婆罗洲黄金，然后返回德国；

其二是婆罗洲华商的“古晋坤甸五口”通道，婆罗洲华商在大量引进清国移民时自己消耗一部分，然后又用走私渠道，以及代理五口通商后直接用贸易管理特权，将这类产品销售给清国，换取茶叶、丝绸、瓷器或者银元。

其实当时欧洲国家并非不能在市场层面与清国实现贸易平衡，真正问题在于清国的贸易垄断和官僚体制，导致市场对欧洲商品高筑贸易壁垒，无法公平的进入清国内陆市场，这一问题一直系统性的存在到清国灭亡，也只在租界及租界周边得到解决。

而擅长走私并且有了五口通商权的婆罗洲华商则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便是华商可以降低清人对长相与英国人一模一样的德国人的敌视，由于鴉片战争，广州地区的反英气氛持续了很多年；

其次是通过官场运作，婆罗洲华商已经获得了清国正式官员身份，不管是公开的工作，还是私下的交易，都比德国人亲自去方便得多；

再次是婆罗洲华商在清国沿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应对清国突变的局势中，安全保障强得多；

最后是婆罗洲华商很好控制。在古晋的莱茵东印度公司军队就足以让婆罗洲华商老老实实的赚分内的钱，而谢绾通过邹汉勋布置在大陆的情报网也便于监视婆罗洲华商在大陆的动静。

即使谢绾对谢桂芳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压迫状态，但比起英国、荷兰人与华商的沟通来说，还是要更顺畅一些，同为华人的两人容易理解彼此的利益关切，形成共识。

有了婆罗洲华商作为缓冲，莱茵更容易实现在远东地区的贸易平衡，避免了英、荷、西、葡不得不进行的鴉片贸易。

贸易之外，莱茵东印度公司对中南半岛的控制也基本完成。

宋插掀起的却克里暹罗与阮氏越南的战争还在继续，而莱茵东印度公司的渗透已经无处不在。

宋插被捕前，琅勃拉邦、柬埔寨、万象、占巴塞、占婆已经相继独立，而宋插被捕后，谢绾也懒得再用暹罗宰相这种角色去控制中南半岛诸国，直接将这些小国纳为德国的保护国，派德籍顾问入驻各国王宫。开始彻底西化中南半岛各国，也开启了这些小国的近代化进程。

这次预备随谢绾回莱茵的就有琅勃拉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