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巨大课题。

与此同时，西方话语蜂涌而入，迅速填补了斯大林主义和中国革命意识形态退潮以后的话语空间。此时的何新，也驾轻就熟于自己扎实的西学基础，在《读书》杂志最早发表文章推荐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当时多数学界精英还不知道顾准是谁；1983年发表《中西学术差异一个比较文化史研究的尝试》；还接连发表了揭露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种种弊端的系列学术演讲（后结集为《中国文化史新论》出版）。作为1980年代“文化热”的肇始者之一，何新当时与其他学术精英“言必称西腊”的套路基本上并无太大区别，无非是与西方历史比较，中国传统上这也没有、那也不足的套路。所以何新并非先知先觉者。但不同的是，他索绕心头的中国历史的特点、特色始终挥之不去，对东方复兴、中华复兴的趋势、机会、路径的探索始终没有放弃。他后来回顾道“在那前后黎澍先生的一句责骂你通读过24史吗？你读懂了13经吗？对我乃如醍醐灌顶。离开黎澍以后，我即试图以新的学术眼光，包括学习西方人类学、语言分析方法，深入读史、读经，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诸神的起源》等著作就是这一研究过程的结果。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和重新认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重新理解和评估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同时我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这一意义重新解读近代中国革命，我日益相信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承担着伟大文化使命的特殊民族，并且决心致力于这个民族的文化复兴。”从此，他一头扎进华夏上古经典的故纸堆之中，历经20多年没有停歇下来。在这个人类真正的历史源头里，他找到了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找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找到了中华民族的独特命运和对人类承担的特殊使命。

不过，何新虽然写了近30部历史专著，但大部分都是对华夏上古史的考据和重构、对先秦经典的重新解读，而没有一部类似黑格尔《历史哲学》和在俄罗斯思想家那里常见的《俄罗斯的命运》之类的专著，甚至也没有写过系统体现自己独特视角的《中国通史》或《华夏上古史通论》之类的著作。但他的史学体系是名副其实的大历史，其中包含了重塑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所有要素。

本书正是以此为线索，着眼于编选何新史学论著中最具有思想性、概括性、结论性、方法性而又篇幅不太长的篇章，加上每篇之首的“导读”，用五个部分大致构建了类似于《何新史学概论》的一个框架体系。

历史哲学的新视野

第一编“历史哲学的新视野”，是从人类历史长程着眼，反思中华民族“为什么能？”究竟“有多能？”历史文化虚无主义“为什么是错的？”由于是“挂一漏万”的选编，这些问题回答得或许不系统，但其中对中国历史独特演进规律和文化自信的言说，必定会予读者以深刻印象。

蒙田说过“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无知，粗浅的无知存在于知识之前，博学的无知存在于知识之后。”直到启蒙运动时代，富于批判精神的西方思想家还大多对中华文明推崇备至。被誉为十七世纪的亚里士多德的莱布尼茨（1646—1716年）针对那些非议中国哲学的言论告诫欧洲学界“我们这些后来者，刚刚脱离野蛮状态就想谴责一种古老的学说，……这真是狂妄之极！”法国影响力最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说“西方的一切都是东方给与的”“中国是全世界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当中国已经成为繁荣而且制度完善的国家时，欧洲还是一小撮在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所以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世界“历史真正的源头在中国；……历史只有在中国才有”，因为欧洲蛮族确实是从文艺复兴运动才开始真正脱离“一小撮在森林中流浪的野人”的“野